集微网消息，现如今，随着投资减少、创业公司数量骤减以及对治理的担忧给未来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以色列高科技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calcalistech对OpenAI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之一的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进行了提问。该公司开发了GPT人工智能引擎。
特拉维夫大学礼堂座无虚席;在对以色列的短暂访问中，有一千多人来听这位当时最有名的科技明星之一的演讲。令记者惊讶的是，阿尔特曼并不是这次谈话的主角;用犀利而激昂的回答盖过了他的风头的是OpenAI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斯克维尔(Ilya Sutskever)博士。
在谈话结束时，阿尔特曼被问到他如何看待以色列融入全球发展人工智能的竞赛。他表示，以色列高科技劳动力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其一几乎是陈词滥调，是关于以色列人改变世界的动力。但他说的第二点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现在。阿尔特曼解释说，这不仅仅是人才数量的问题，而是人才密度的问题——人才相对于人口的比例。这可以翻译为“人才密度”，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人才的集中”。这不仅仅是企业家和发明家相对于人口的数量，还有他们的亲近、不断的互动、相互激励、相遇以及不断产生新想法和新技术的能力。密度是好的，而稀疏是坏的。
苏斯克维尔离开以色列时，当地的生态体系还不太发达，他担任要职的机会很小。现在的生态系统已变得发达，成功的机会也大得多。这里有领导不同技术分支的人，不必移民到加拿大或美国，在自己的国家有重要影响力。阿尔特曼认为，将以色列纳入他广为宣传的全球之旅是很重要的，这并非没有理由。
艾伦·菲尔德(Alan Feld)走的是与苏斯克维尔相反的道路：在九十年代中期，他离开加拿大，移民到以色列，成为当地科技界的重要人物。菲尔德是风险投资基金Vintage的创始合伙人，该基金迄今已投资了5500多家以色列、美国和欧洲公司，管理的资产价值超过36亿美元。他拥有丰富的行业知识和经验。上周，在Eli Hurvitz会议上，他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记者做了29年的投资者。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担心过以色列高科技的未来，”他说，然后继续展示数据。
首先是钱。在2022年之前的五年里，以色列高科技行业创下了纪录。2022年，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筹集了四十多亿美元，公司筹集了一百七十多亿美元。然而，2023年似乎是过去15年来本地行业筹资情况最糟糕的一年。虽然由于利率上升和风险较低的投资渠道的吸引力，全球投资都有所减少，但以色列的损害更为严重。菲尔德的数据显示，以色列今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减少了60%，而美国和欧洲的则减少了50%-40%。部分原因是投资者根据环境、社会和政府(ESG)标准评估投资。在人们对以色列的治理质量产生怀疑。
其次，以色列新创业公司的数量正在急剧下降。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好几年，并不是什么新现象。2013年是创记录的一年，近1400家初创公司在以色列成立。到202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只有600个左右，每年减少14%。今年估计大约只有400家新创业公司会出现。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数据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这种趋势并非以色列独有;创业国家中央(Start-Up Nation Central)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全球新创业公司的数量每年减少17%。然而，以色列也有特殊的原因。
例如，初创公司发现与大公司竞争高质量人才是一个挑战，过去十年里这些大公司在以色列的业务显著增加。创业公司数量减少也标志着以色列高科技的成熟。
然而，新创业公司代表着高科技产业未来的增长潜力，因此其数量持续减少令人担忧。此外，最近关于司法制度的立法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担心法院的独立性不仅驱赶了投资者，也驱赶了企业家自身。企业家需要舒适、安全、有政府和周围环境支持的工作环境，而不是政治动荡和抗议。因此，今年有更多以色列公司在海外注册，将影响就业和税收，这不足为奇。
因此，据参加伊莱·赫维茨(Eli Hurvitz)会议的人说，人们可能正在靠近一个无法回头的临界点。尤金•坎德尔(Eugene Kandel)教授曾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亲密经济顾问、现任创业国家中央政策研究所(Startup Nation Central Policy Institute)联合主席。他很好总结到：“并不是有人在这里大喊大叫，故意做一些吓跑投资者的举动。投资者不来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不确定性，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制造不确定性。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是一种飞轮效应，一旦失去动力，就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才能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确定记者们是否有精力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我们最终会像2009年的诺基亚一样。2009年，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到2012年，它没有生产出一部手机，因为它退出了市场。这只花了三年时间。我们绝对不想陷入那种境地。”
以下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本周与记者分享的想法：“一家风险投资基金考虑在以色列投资，但后来决定不投资时，实际上是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而这一切瞬间就结束了。七年内，你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要收回这笔钱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像塞浦路斯这样的国家正在发展高科技生态体系，其他国家正在缩小差距。我们国家现在是一个创业国家，有很多缺点。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世界正以积极的方式追赶我们，吸引以色列的人才。”
如果投资流向其他国家，创业公司数量减少，以色列将失去使高科技成为现实的人才集中。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货币流动。如果以色列公众觉得政府威胁了他们想要灌输给孩子的价值观，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机会，就像苏斯克维尔一家的情况一样，人才也会迁移。记者认为，即使在以色列的生活变得非常有挑战性，大多数从事高科技工作的以色列人不会离开以色列。移民通常是最后的手段，而且会带来巨大的个人和家庭成本。然而，总会有人选择离开。一些人已经在这么做了。随着个人生活质量的下降和职业机会的减少，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整个家庭，将考虑和他们16岁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些孩子可能会发明下一个伟大的东西。
当然，高科技并不是主要因素。他还谈到，文化、精神生活和像去海滩这样的简单活动同样重要。然而，以色列的高科技使其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半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不断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人们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像匈牙利一样。匈牙利主要依靠低技能廉价劳动力，没有全球竞争优势。这样的国家基本上可以维持低技术含量的工厂和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工人。领先的企业家将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而人们将主要面对的是非熟练劳动力。(校对/武守哲)